这使得蒋信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更倾向于甘泉学，与阳明心学反倒日渐疏离。

【38】质言之，道德的心体之创造即创造性自身。 参考文献1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牟宗三先生全集》(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266页。

【17】牟宗三认为，所谓形著，乃诚于中形于外，即成完成实现之义，它源于尽心而彰著。就佛教讲，其立起一个超越的心体，即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以统摄一切法。心虽在超越层面，但可转为具体的实然层面。其中，教有动词义，意指依一定教义教化百姓。心体、知体、仁体之流行，亦复如是。

因此，圆教须依圆教模型而成立，而圆教模型之主客观性统一原则即心性为一，亦即一本义。【26】定然真实即意味着客观性、客体性。此非独根本未明之咎也，末亦有失焉。

12刘咸炘：《医喻》，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52页，第56页，《〈中庸〉述义》，第91页，第54页，第54-55页。在《中书·学纲》中，刘咸炘指出：（昔儒）争斗日甚，书籍日繁，人厌把卷而思焚书，其故皆由统系不明，各趋极端，往而不反，终不能合。这既批判了汉唐儒家、宋明理学，也批判了乾嘉学派。宋周、程诸子出，始能精深，过于南朝，几得之矣。

这样一来，原始的儒家思想离原始道家的精神越来越远，这是原始儒家丧失其真的原因之一。24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67、3965页。

6欧阳祯人：《〈陆氏家制〉及其对陆象山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所以他的儒学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借助于老子、孔子的太古之道，通过否定秦汉以降家天下威胁利诱下的所谓儒学传统，以彰显原始老子、孔曾思孟的真精神。此无足怪也，欺人之术露而久蓄之疑发也。近世又反之，则徒以考据，益无与于儒术，其谈微言大义者，亦不过反于西汉而已。

从刘咸炘整体理论来看，说到底，他认为，这是家天下对学术的戕害，但是，即使如此不堪，也并不能否定原始儒学的真正伟大，更不能否定儒学本身。因为置身于五四时期，举世都在只手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刘咸炘却理直气壮称吾儒，展现了他置身思想混乱的时期却坚守着他坚如磐石般的信仰，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他认定孔子以后的儒家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是每况愈下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脱离孔子、失儒家之真甚至背离孔子的历史，其根本点在于荀子为法家之导。

苟以儒家宗旨安在问古今学人，吾知其必罕能为简明之言以答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立中观，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大中至正、中和悬衡的根本方法，没有渗透理解《礼记·中庸》。而失真亦最早，分派最多，蒙垢最甚。

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学者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没有真正的信仰，要么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要么恍炫虚空，没有着落，都不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儒【9】。又有驳杂无旨，徒供文辞者为文儒，扬子云为之魁，始昌言衷于一圣而其学不深。体制的维持、名教的拥护，这是二者一致高唱的大理想。这个伪字，刘咸炘下得很重。这与其说是刘咸炘对原始儒家、道家高深旨趣的一种深刻的观点，还不如说，是刘咸炘面对世界的发展大势，依托于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对世界文化的一种回应。对统治者来说，标榜的是一套，而实际执行的却是另外一套。

【11】这段文字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它不仅指出了朱陆之争、朱王之争的政治背景，而且也进而指出了它们的学术本质。中唐至北宋诸人，所见不出荀、扬范围，尤与扬近，而枵弥甚，是可谓之夸儒。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五四运动时期由刘咸炘再次提出来，意味深长。笔者认为，相对于当时的西方文化与五四运动时期的种种偏激表现，刘咸炘确实要冷静、深远得多。

科举一废，孔、孟遂为毁端。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22】这是一套从心性到政治都无比畅达的思想解放之路。刘咸炘整合老、孔，发展与提升了儒学发展现代转型的新境界。盖秦之失甚明，至汉则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坏。若虞卿、鲁连之徒，竟止几微似孔子而已。

可是，汉代就不一样了。所以，晚清科举一废，孔孟之道就毁灭了。

这套思想方法涵盖面极广，用庞朴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包括了人们全部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三者之正反合的演进过程【16】。他的意思是科举考试把整个儒学的明伦礼仪、世道人心都毁灭了，毁人子弟莫之为甚。

刘咸炘是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信仰者。20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刘咸炘认为自汉代以后，中国的所谓儒学不是受道家之害就是受法家之毒，一会儿刑名，一会儿黄老。刘咸炘指出：夫春夏秋冬，一阴阳消长耳，虽四而实二也。宋诸公所以突过前人者，实资于道家。【24】司马氏的话比较尖锐，但是刘咸炘的话比较宽厚。

笔者也认为，刘咸炘的这种总结是基于中国儒家和老子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一套新的学术方法论，其真正的目的是在为中国儒家哲学寻找出路。中则难求，公则易滥，义大而隐，故理论的表述常有模糊之状，使人难以参悟，世俗生活中的儒者离真正的儒学思想实在是太遥远了。

盖不知质之异，则无以调之而复其本性。科举制只不过是西汉之后伪儒学的极端表现形式罢了。

 注释1刘沅：《槐轩约言》，见《槐轩全书》（十），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716页。绝长补短，节过文不及，惟有同中有异，相生相克，是以得生。